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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二卷若干问题刍议

2015年07月15日 15:38  点击:[]

石仲泉

《党史》二卷的几大看点

■详细阐述了党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社会进步的奋斗是这段历史的主流和本质。

■广泛吸收学界研究的新成果,充实了许多历史细节,如对党的“八大”党章中为何没写“毛泽东思想”的解释。

■确认了“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

■对过去讲的“两年徘徊”,突出了这两年怎样“在徘徊中前进”。

■对华国锋强调了他所做的工作和贡献,不再将其专门作为“批判对象”。

■将“文革”的理论和实践同“文革”作为时间所指的这段历史区别开来,并突出了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抵制和抗争。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重大历史事件,作了比较准确的记述、精辟的分析和公正的评价。

最近,《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以下简称《党史》二卷)隆重出版了。《党史》二卷是写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段历史,其编修工作是从1994年9月开始启动的,参加反复编写和修改的同志有20多人,花了16年时间,最后上报中央同意出版,可谓是“16年磨一书”。

1.《党史》二卷为什么经历了16年时间才出版?

我们知道,《党史》一卷是2002年修订出版的,此后,人们期待着能够尽早看到二卷。但是,编写二卷的难度比修订一卷要大得多。因为这一段历史太复杂,既要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又要将综合起来的写法得到诸多方面认同,以形成最大公约数的共识,这需要时间磨合。我曾将党的90年历史简括为三个“30年”。而这段历史是三个“30年”中既波澜壮阔又最为复杂和曲折的时期。它的波澜壮阔画面和取得的辉煌成就,我曾有论述,不再多说;这里主要讲它的复杂性,应当说是多维的,具体来说:

一是既有凯歌行进的辉煌年代,如建国后的头8年发展得相当不错,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又有坎坷曲折的艰难岁月,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

二是既有正确和比较正确后迅即转变为犯错误的时候,如1957年上半年整风和风细雨,到下半年就转变为急风暴雨的反右派斗争;又有犯了错误在发现之后及时进行纠正,但不久又继续犯错误的时候,如1958年春夏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从1958年冬开始进行了9个月的纠“左”,但从1959年庐山会议开始,又反弹发动更大规模的“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严重困难。

三是在同一个时期的不同领域,正确和错误同时并进。如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城乡“四清”运动和学术领域的大批判;但是在经济建设方面继续坚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使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

四是在总的指导思想是犯错误的时候,但在一定时期又有许多正确的方针政策纠正错误。如“文化大革命”10年坚持“左”的指导思想没有改变,但在林彪事件之后又有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和1975年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纠正“左”的错误的时期。

五是总的指导思想正确,但在工作中也有发生明显偏差的时候。如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的过急、过快、过纯等缺点。

这种复杂性是过去少见的。要将这样极度复杂的情况把握好,使各方面达成共识,是非常不容易的。

2.《党史》二卷是如何把握这“30年”历史中的重大事件的?

对这“30年”历史,不仅在学界,并且在社会“坊间”都有不同看法,有的甚至相当尖锐。《党史》二卷的脉络实际上是两条线。一条是经济社会建设。即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恢复国民经济,到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搞了“大跃进”;从1960年以后又实行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到“文革”前又在制定新的发展计划;“文革”后打乱了经济建设计划,只能在“抓革命,促生产”的旗帜下一方面尽量减少工农业生产遭受的损失,另一方面努力保证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和在政治形势比较安定的情况下进行若干经济建设;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始着手制定新的发展规划。经济建设以异常曲折的形式在动荡中进行。另一条线是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对这“30年”的政治运动如何评价,分歧较多、较大。因为人们的经历不同,看问题的视角不同,有不同意见很正常。

比如,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评价,学界分歧不小。二卷认为,从社会主义改造全过程的总体上讲:一是没有造成生产力的破坏,还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二是社会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稳定,没有出现社会动荡和混乱;三是创造了适合中国特点的由初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特别是对资本家实行和平赎买政策的独创性经验,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和平赎买设想。因此总的来说,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政治条件,实行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采取逐步改造的具体政策,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里实现深刻的社会变革,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事实,说明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为我国逐步走向国家强盛、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个分析是比较客观的,大多数人能接受。

3.《党史》二卷中提出了哪些新认识和新论断?

尽管写这“30年”历史的书已出版不少,但《党史》二卷对这段历史的编纂还是有许多新视点,因而也有不少新认识和新论断。这里至少可以论列10个亮点:

其一,突出了党在这“30年”的历史使命,在前“30年”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后,继续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和目标而奋斗。这是首次明确的这段历史的主题和主线。

其二,这“30年”无论遭受怎样的曲折和挫折,但党始终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也是首次明确的这段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

其三,突出探索的视角,不能照抄照搬,只能探索。既然如此,就会既有成功和胜利,也有曲折和挫折。这样写,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其四,强调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成就具有决定意义,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

其五,不回避党犯的错误,乃至严重错误,对这些错误都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做具体分析。

其六,突出了党的建设。过去的党史本子主要偏重写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二卷一些章节增写了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内容,以说明党怎样经受各种考验,从挫折中奋起的坚强性格。

其七,进一步鲜明地将“文革”的理论和实践同“文革”作为时间所指的这段历史区别开来,并突出了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抵制和抗争,以期全面地反映这10年的历史。

其八,对过去讲的“两年徘徊”,突出了这两年怎样“在徘徊中前进”,为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做了重要准备,因而这是一个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过渡阶段。对华国锋也强调了他所做的工作和贡献,不再将其专门作为“批判对象”。

其九,广泛吸收学界研究的新成果,充实了许多历史细节,讲清了不少事件和决策变化的原委,同时又认真地核查史实材料,从而增加了历史叙述的丰满度和可信度。

其十,全书最后的结束语将这“30年”历史放在党的全部历史及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中来认识,有助于全面地来把握这“30年”历史,并提升它的地位。

4.怎样看待这“30年”中所犯的“左”的错误?

有人说,这“30年”就是一部错误历史。这种观点显然是片面和偏激之言,没有看到这段历史的主线、主流和本质,只看到了这段历史发生的错误。毋庸讳言,这段历史的错误是很多的,有的还很严重。但这只是一面,不是全部;而且相对于取得的成就来说是第二位的。那么,这“30年”究竟犯过哪些错误呢?

首先,从错误的性质来说,主要是“左”的错误。按照邓小平讲的,从1957年开始的“左”,差不多整整20年。他讲的“整整20年”,不是说这20年一直在犯错误,没有任何正确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成就,而是指这20年间犯有“左”的错误。因为其间还有纠正错误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时候。比如,“大跃进”运动以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就是纠“左”嘛!

其次,从错误的内涵看,“左”的错误主要表现为这样三个方面:一是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乃至像“文化大革命”那样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二是在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建设方面,片面强调高速度,搞了急躁冒进,乃至发生像“大跃进”那样不顾客观条件的反科学的浮夸蛮干,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损害;三是在改变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也是急于求成,大搞人民公社化运动,盲目追求“一大二公”,超越历史发展阶段,阻碍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也给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困难。

再次,从错误的层次看,有局部范围的,如1957年反右派斗争和1959年“反右倾”斗争,1964年开始的思想文化领域的大批判和“四清”运动等;也有属于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一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二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说这两次是全局性的,是因为它涉及全国人民的利益。

我列举的上述各种错误,《党史》二卷都没有回避。二卷对党的缺点和错误,实事求是地讲,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警示国人。这不仅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中华民族的未来负责。

5.《党史》二卷为什么不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为下限?

对《党史》二卷的历史分期,也就是本书的下限写到什么时候的问题,在党史界一直有不同看法。这是一个学术问题,见仁见智,应当允许。二卷下限是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限的。

首先要肯定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有伟大的功绩,如1981年《历史决议》指出的,“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不以它作为历史分期的界碑,并不否定这一历史功绩。

其次,粉碎“四人帮”是有作为历史分期界碑的期遇的,但遗憾的是那段历史没能把握这个期遇,最后是“擦肩而过”。因为粉碎“四人帮”后,广大人民群众曾经对它寄予很高的期望,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平反冤假错案。但是,由于有“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解放干部和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没有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迅速,在不少方面受到严重阻碍,特别是十一大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肯定“文化大革命”还要继续进行,这说明指导思想还是延续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因此,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没能转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也就说明它没能实现人们企盼的伟大转折。

第三,粉碎“四人帮”后,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来实现了。如1981年《历史决议》所指出的,它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这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成为划分建国以来历史发展分期的标志。

最后,《党史》二卷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它的下限来结尾,不仅同党中央讲当代中国对这段历史的分期取得一致,而且使这本书最后有一个好的翘尾。因为以“‘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来结尾,会使人感到沉重、压抑和茫然,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没有答案;而加上第四编,写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经过拨乱反正,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这就指出了前进的正确方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个新的天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北京日报》2011年3月7日

(责任编辑: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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